毛泽东非常了解的陈毅元帅曾说：“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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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非常了解的陈毅元帅曾说：“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毛泽东曾经对师哲说过这样的话, “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 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 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所谓“别人的事”, 指的是中国之外的苏联的事, 真是精辟之至, 一针见血。
大革命时期, 王明的出发点、着眼点是共产国际, 这才产生出教条的左倾冒险错误; 抗战时期, 王明又为苏联着想, 唯恐得罪国民党, 才产生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毛泽东的出发点, 着眼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正是在面对和处理这一核心利益时, 他们之间分歧明显, 而这之中却有着深深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长王明11岁, 两人虽然都家境贫寒, 可他们却有着不一样的父亲。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勤劳节俭的农民, 正是靠着他的克勤克俭, 才使得毛家在小小的韶山冲, 也算得上不大不小的财东。他对儿子没有过高的奢望, 只是要求也像他一样, 靠劳动和算计, 成为韶山冲的更大的财东。在毛泽东的记忆中, 他6岁就做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 刚识字就帮父亲记账, 稍大就和长工一起干农活。父亲讨厌无休止的读书, 他的理想是儿子能识字记账, 再学会打官司就行了。
和毛泽东不同, 王明的父亲陈聘之是个读书人, 一个私塾先生。毛泽东6岁就干农活, 王明5岁则随私塾先生的父亲读书, 岁正式入私塾读书。与毛泽东9岁入私塾读书相比, 王明要早了四年, 而更重要的是, 有父母的期待和支持, 王明的读书求学, 根本用不着像毛泽东防范父亲那样, 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
生活在农村的少年毛泽东, 天天和农民在一起, 有时也被父亲催逼下田当“泥腿子”。他与农民有着最为亲近的情感联系, 常常为他们的遭遇抱不平。1910年4月, 长沙发生饥荒, 粮价飞涨, 民不聊生。饥民们去官府请愿, 非但没有受到安抚, 反而遭到枪弹的镇压。消息传到韶山, 毛泽东十分痛心, 对官府的镇压, 极为不满和愤怒。几十年后, 他还感慨地说, 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王明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 他基本是在父母的呵护下, 在远离实际的私塾里, 度过了自己的少年阶段。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 无障碍地进行宗派活动, 拉帮结派, 并开始罗织罪名, 排除异己。有人对王明等进行了描述, 可谓深刻透彻, 入木三分:“他们这些人, 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 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 张口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 不用翻书, 滔滔不绝, 出口成章。
仗着能说会道, 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 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 特别是王明, 作风很不正派, 善于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 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 他又以此为资本, 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 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 跟着他没有错。”
当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 与国民党进行殊死的武装斗争时王明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 也完成学业毕业了。他成了米夫的忠实帮手, 而为了在中山大学脱颖而出, 更是受苏共党内斗争的影响, 制造了好几起冤案, 后来又把斗争的矛头直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直指在党内有一定威信的瞿秋白、俞秀松等, 以此显示自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 难怪中山大学的“多数同志称陈绍禹 (王明的原姓名, 作者注) 等是‘米夫的走狗, 只知当翻译, 拿高薪’, 借着米夫的势力, 专门做小报告, 打击同学”。
王明还写了多篇文章, 鼓吹城市暴动, 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全中国大暴动”和“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即将实现。文章的理论基础和语言风格, 完全苏俄化了, 一个以苏俄模式为样板的中共未来领导人, 已经在苏联产生了。
1935年7月 , 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战线。根据这个精神, 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于8月1日在巴黎的《救国报》发表, 所以又通称为《八一宣言》。
这是他在抗战中最为炫目的亮点, 他也常常以此炫耀。他的问题是又由对国民党的全面排斥改为一切服从,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 “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已经开始”, “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
与之相比, 毛泽东早就看清蒋介石的用心, 那就是将红军大批地开赴华北前线, 借助日军的精锐消灭红军。所以, 他一再坚持红军是“独立自主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 而不是阵地战, 也不是集中战, 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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